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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找媳妇， 52岁， 178cm， 黑龙江 齐齐哈尔

发布于2017-08-05 09:36

新京报：媒体报道，你曾陷入传销组织？

李旭：对。当时我三十多岁，从老家四川阆中到辽宁鞍山做了十来年生意。先是开豆腐坊，后来开小超市，起早贪黑，太辛苦了，收入也一般，我对当时的生活很不满意。2004年的一天，我小舅子跟我说，可以和他一样去南方寻找商机，在江苏包水电工程，一个项目能赚几十万，这是我当时收入的几倍、甚至十几倍，很有诱惑力。
新京报：去了以后发现是什么样子？

李旭：去了第二天就被带去上课，小黑屋，上面有领导宣布，“生意建设会马上开始”，还让关掉手机。晚上，小舅子他们跟我说，没有水电工程，让我来考察新行业。我当时想走，但迫于亲情，岳父、小舅子都在，怎么都得给面子，答应帮他们听几天。五六天之后，我自己也信了。


新京报：你也开始发展下线？

李旭：我先投资了一万多块钱。我当时真心觉得这是发财的机会，应该把机会带给最亲近的人。我发展的第一个下线是我的两个亲姐姐。先后发展了三四个人，他们又发展下线，我当时差不多有四十多个下线。我一直做到中层头目。2005年年底，过了兴奋期，我发现了问题。大家都是发展亲戚朋友，到了一定时间，拉不来下线，就没钱了；我上面的头目又偷偷摸摸，总觉得他们有见不得光的地方。我上网一查，这叫传销，不像他们宣传的那样，不崇高也不伟大。我才幡然醒悟。犹豫了两个月，解散了自己的团队，报警，最大的头目被抓了。
新京报：因为那次经历走上反传销的路？



李旭：带着救赎的心态，因为我害过人。能捞出一个，我自己也很开心。有时候家属会出于感激，给个一两百，大部分家庭困难，也不会做捐助。从2007年开始，我专职去做这件事，从一个人到四五个人，再加上一些志愿者、社会上一些其他反传的组织，哪里有传销，我们就去哪里。当时真是激情反传，不求回报


新京报：这十年来，传销组织呈现出什么新特点和新规律？

李旭：参与的人层次越来越高。它不是简单的骗局，也在升级换代。以前传销组织发展的人群都是穷人，现在很多南派传销里，还有博士、海归、公务员、小老板。

投入的金额越来越多了。从几十万到上百万。

理论上也更完善了，有些南派传销出版了一些精美画册，商会、商务运作，号称北部湾开发之类的，真假难辨。

骗人手段升级了。以前主要是杀熟，现在伸向了陌生网友。通过网上发布虚假的征婚和招聘信息，把人骗入传销陷阱。

传销种类也在增多。南北派传统的传销已经在走下坡路，现在都转战互联网了。什么我们公司快要上市了，要增值，融资，出卖原始股；建一个电子商务网站，消费返利；金融互助，比如前几天刚被媒体报道的“善心汇”，还有之前曝光的庞氏骗局……

新京报：媒体一直在报道传销骗局，不太相信博士、海归这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会陷入传销组织。

李旭：骗和被骗，和智商、学历都没有关系。只要条件具备，谁都有可能被骗。你信任的人来说服你，你不会防范；

举个例子，他们会说媒体报道、国家职能部门对传销的打击，都是为了宏观调控。。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做的是国家支持的保密行业。

“主体是政府，我们只是补充”

新京报：相关部门也在打击传销，为何这些年还是屡禁不止？

李旭：多方面原因。相关法律比较滞后。
另外，相关部门一定要加大打击力度，全国要形成合力，不要运动式打击。不然东边打下去了，西边又起来了。治标不治本。要抓头目、摧网络。

反传销，主体还是政府，我们只是补充，灭火队员的角色。

新京报：目前像你们这样的民间反传组织多吗？

李旭：我的团队是二三十人的规模，全国范围，我估算下来顶多也就一两百人。和人家传销组织上千万人的规模相比，我们势单力薄。

我们作为反传者，目标是让传销灭绝。但实际结果是，这十几年传销越反越多，这也是我们的尴尬。有时候确实很无奈。

新京报：你们起到了多大的作用？

李旭：在宣传预防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。很多地方传销猖獗，我们掌握了线索，会联系媒体，和我们一起去做暗访调查，放大我们的声音，进而会引起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，后续会有一些打击措施。这是间接的社会效益。如果没有我们，传销可能比现在要疯狂得多，我们起了一个阻击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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