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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月晴， 46岁， 175cm， 江苏 苏州

发布于2024-07-25 22:01

一个长期有效的规则应当满足几个条件，基于当下，能满足当前需求。
成立一个团体也吧，创建一个政权也吧。在创立之始，设定规则都是基于当前矛盾与任务的，也就是说，基于当下，满足当前需求为前提条件。在设立之初，资源与条件都是非常有限的，主打一个灵活性，实用性，可操作性。这样的规则，一定是粗略的，不完善的，而正是这种轮廓性不完善，才可能达到灵活性，可操作性。任何规则的履行，都需要资源来支撑。小规模团体用大规模团体的成熟完善的规则，会导至资源的可提供性无法围持，失去执行的可能性，事实上导致规则的失效化。大规模团体继续小规模团体规则，则会失去目标，形成资源的零散化利用，降低资源使用效率，形成内部的各向异性，以至严重内耗。一个缺少可执行性的规则，不如没有规则，前者只会导至资源无效化事实上无规则，后者反而可聚焦事情本身从而酝酿规则进而生成有效规则的可能。

规则的精神与规则条例的执行--规则目的、奖惩量化比例与绝对值关系
制定规则，其目的是鼓励容许某事发生和惩处防止事情发生。规则条文当基于目的而存在。在规则的实际执行中，执行基本基于条例而极少考虑规则本身制定的精神与目的，实质上起着鼓励违规与违背制立规则的精神。

以正当防卫案例为例，法律的立法精神是保护被侵犯方保卫自己与被侵害方利益的，早期判例，过度考虑降低司法成本与社会成本，选择息事宁人的视角去判决，让被侵害方承担过多风险，被侵害方通常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与风险，这也就是流行一个笑话的根源：受害方当受于被侵害到无力反抗时才允许反抗。这显然是不符合立法精神的。追塑历史，出于总社会成本降低的考虑这一立场可以理解。但时至今日，社会环境完全不一样了，司法指导精神值得重新定义修正。

第二例子便是证券法。三十多年前，制定这一法律时，不谈规则本身漏洞，惩罚财产金额五万五十万是与当时经济水平是相当的，也是一个有制裁效应的金额。而来到当下，经济水平差距极其巨大，这一金额便是鼓励违法了，违法收益极高，受损可以忽略不计。如果改用比例判决的话，5%,50%对于违法震慑力度就不会随时间而改变，能始终保持法律的有效性。而刑法交通法，由于总分数，生命的绝对平等性，这种数值就能始终保持合理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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